《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中西部部分农村调研发现，随着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教育、住房、医疗、婚丧嫁娶等消费性负担及人情负担有加重迹象，农业现代化过程也暴露出一些制度性交易负担。

这些问题导致一些地方就近城镇化步履维艰，部分农村出现“二次”空心化现象；一些农民收不抵支形成支出型贫困；同时，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存在一定障碍。

不少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赶人情成为一些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说，村里邻居之间随礼要两三百元，远亲至少500元，近亲则要上千元，多的三五千、上万元，即便是贫困户，赶人情一年至少也要上万元。

而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风气很盛，家里死个人至少要花五六万元；年前何宜均堂哥去世，一场丧事办下来花了18万多元，收的礼金则超过20万元。

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一些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致贫返贫。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中村镇邓家村贫困户邓拴科有两个儿子。25岁的小儿子在西安的一家电脑学校学技术，每年要开支1.5万元；为给大儿子娶媳妇，老张家总共花掉15万元彩礼钱，至今仍欠下2万元外债，迟迟无法脱贫。

今年45岁的高桂女是鄱阳县双港镇人，丈夫在外打工，每年收入只有三四万元，自己陪二女儿在鄱阳县饶州中学读高一。“在这里住很不习惯，既要开销，又不能工作。但看着大家都来陪读，担心自己不来会影响孩子高考发挥。”坐在堆满生活物品的陪读房里，高桂女坦言，家里收入基本只够陪读开销，还有一个儿子马上要读高中，再来陪读负担更重。

一些希望为子女在大城市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农村家长开始择校，部分农村逐渐兴起“择校热”。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东关村村民刘雄标一家租住在县城的一套破房子里，担心农村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他们把两个孩子都送到县城读书，夫妻俩一年只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小孩教育支出就要花掉一大半。

47岁的马振华是江西萍乡湘东区下埠镇虎山村村民，平时主要在村镇安装有线电视赚取收入，一年到头能挣六七万元。马振华在村里有栋自建房，去年7月，他在萍乡中学附近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售价约50万元，前些年攒下的收入都拿来买房了。他说，在农村大家彼此熟门熟户，万一家里有点事邻居也有个照应，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下一代考虑,“如果家门口就有好学校，家庭负担肯定小很多”。

许保发说：“没检出来还好，万一检查出来怎么办，家里还是拿不出钱来呀。”今年2月，外出打工的他不幸中风，初步治疗花去两三万元。由于家庭收入捉襟见肘，进一步治疗需要花十余万元，不得不暂时搁置。

记者采访了解到，“宁可不知道、也不想体检”的心态在农民家庭里较为普遍，因病致贫也是很多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

吴登喜说：“以前农民都是自给自足，日常开销很小，现在都不怎么养猪种菜了，还老在一块吃吃喝喝，不少人柴米油菜都靠买，这无形中就把开支搞大了。”

刚在县城宽敞的新房陪两个孩子过完春节，湖北崇阳的“80后”农民工汪庆夫妻俩就返回了上海的工厂，他们原本想在县城找活，由于工资较低不得不放弃。

汪庆说：“孩子慢慢大了，家里房子也装修好了，很想回来工作，但家里的工资比上海每月要低两三千元，自家房贷、小孩读书负担很重，只能在外面再干两年了。”

湖北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副局长袁长波说，由于农村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很多农民常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团聚；过个年至少要花1万元，有的人就六七年不回家过年，以规避这些人情负担。

在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建起了两三层的楼房，但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房屋空置率高达50%，呈现“二次空心化”趋势，形成资源浪费。“以前大家外出打工是为了盖房子，现在房子盖好了，家里还是留不住人。”今年66岁的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

今年32岁的肖敏奇是中部某县村民，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在外打工十年后，肖敏奇决定返乡创业，从事农村电商，销售村里的大米以及部分土特产。同时，他还去贵州织金县取经，在家种植红托竹荪。

但由于市场研判失误，红托竹荪的销路不畅，去年一年肖敏奇亏损一万多元。创业不顺，加上未成婚，肖敏奇父母也看着着急。过完年后，他重新背起包袱，跟亲戚去云南学手艺。

肖敏奇说，村里一些种植有机水稻、猕猴桃的农户均有机会拿到政府补贴，但他种植竹荪拿不到，有点难以理解。“他们种植规模有几十亩，确实比我规模大，但我们对资金的需求也不一样。”肖敏奇说，本想去银行贷款闯过“创业的第一道关口”，但得到的回复却是“规模太小，又没抵押，贷不到”。

首先，应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袁长波认为，当前农民的需求提升，现有的供给满足不了这些需求，迫使他们花费较大的成本到城市消费。

他建议，大力实施农业、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下沉到乡镇和中心村，送到农民身边，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并逐步引导他们在当地就近完成市民化和城镇化。

二

其次，应强化基层治理，扎实深入全面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风俗吞噬着农民有限的财富和国家的扶贫资源，在农村社会没有形成有效自治之时，国家择机介入加强引导显得尤为必要。

贺雪峰说，首先要管住基层党员干部，让这部分人不参与；再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订立村规民约等方式，逐渐转变乡村陋习，给不堪重负的广大农民松绑减负。

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措施，探索移风易俗。江西省文明委日前出台《江西省农村“推动移风易俗 促进乡风文明”行动方案》，明确规定将移风易俗工作列入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

三

再次，应改革创新农业扶持方式，多措并举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成本。

周振涛建议，一方面结合农民需求加强农田水利、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构建大信息平台引导农民合理生产；另一方面着力优化金融、保险等相关服务，结合农业特点推出更多优质低价的金融产品。

四

同时，加大力度规范基层权力使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优化创业环境。

加强市场监管服务水平，降低农业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农产品入市障碍，让新经济新业态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